“最多六个星期！”当初西方媒体对中国抗震救灾的报道出现一片赞许和同情声时，有人曾如此预言这种友好度的时限。果不其然，从6月下旬开始，正好是地震发生后的第7个星期，西方媒体已经不再关注地震，转而挑剔中国的奥运“问题”，某些媒体的偏见与无知的老毛病似乎又卷土重来。的确，对于这些“挑剔”甚至有人借奥运攻击中国，过去半年我们已经开始适应。面对不顺耳的声音，尤其是有意的歪曲，有的时候在战术上需要回避，但仅仅回避或被动适应是不够的，在更多的时候可能要迎声而上、去交流、去辩论，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只有“事实加雄辩”，你才有真正的“话语主导权”！ 中国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缺少的不是“话语权”，而是如何运用“话语权”，怎样让中国的声音更加响亮。拥有“话语权”不是最终目的，这只是对外沟通的最原始、最基本的一步。如何让我们的“话语”具有说服力、信服力、感召力，则是由我们的水平、经验和能力决定的。说到底，只有把“话语权”发挥到极致，使其具有“主导权”、“指导权”，我们拥有的“话语权”才有真正的影响和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忽略或放弃了运用“话语权”的机会，把沟通、交流、说服国际社会的机会拱手相让。尤其是面对那些对华一直不友好的“顽固派”或“别有用心”者，我们更应当珍惜每一次与他们面对面交锋的机会，而不能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我们不能总是在友好人士的圈子里活动，那些对中国不了解或对中国持有偏见的社会团体更应当是我们“发言”的对象。 据报道，一位在德国的友好华人接到“别有用心”的德国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要求时，怒斥对方有挑衅性的问题而拒绝采访，进而失去了一次与不同意见者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或交锋的机会。这实在太可惜了，这等于自己放弃了“话语权”，不能单纯责怪对方有“偏见”了。还有报道说，前些时候我驻外机构的官员拒绝出席外国机构组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放弃与反方面对面的交锋机会，不能不说是某种遗憾。类似的事情可能还有很多。欧洲有一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问过我:达赖到美国访问次数近80次，到德国作各类演讲、访问也近40次。中国除了在外交方面对接待方提出“抗议”之外，没有更充分地利用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这位专家还说，其实这种“话语权”既属于政府，也属于大量的民间机构和文化团体。假如我们的民间机构能充分利用相应的“发言权”，即使次数只是达赖演讲的一半，那么宣传的效果将大不一样。我们应当珍惜一切“发声”的机会。 过去我们在对待“话语权”的问题上常常走入两个误区:一是坚信“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去说话吧”，因而放弃或忽视面对面信息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许多西方人恰恰正是信服“雄辩胜于事实”。当不实报道或者西方某些媒体迅速发布的信息成为新闻主流时，就“由不得你不信其真”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吃了亏的。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做了好事，天下所有人就都会相信你。你不去宣讲，不去占领人们的认知领域，你就会成为被歪曲、被损害的对象。 第二个误区是对“草根”媒体和普通受众层面的宣传没有上升到足够重视的层面。没有“草根”的转变，也不可能营造出一个能够有利于我们的舆论环境。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对外国大众媒体的交流与沟通，尽量参加一切可以参加的国际问题研讨会、论坛、交流会。 话语权不是老天赋予的，也不是别人施舍的，话语权就是“发言权”。任何一个国家对涉及本国的事务和相关的国际事务，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剥夺一个国家这一基本的权利。但是，拥有“话语权”不等于你的“话语”有人听、有人信。只有不断努力把我们说的话传出来，我们的“话语权”才会转化为“公信力”。现在奥运在即，为了奥运的成功，为了奥运精神的传播，我们应当更多地、更响亮地发出中国的声音。现在，该是我们为话语权发起冲刺的时候了。 （作者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八卦 爱情